舵、盾与引擎:中国车企出海的“香港三角”

2025年6月14日上午,“香江扬帆・护航出海——香港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与跨境金融战略论坛”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顺利举行。作为2025国际汽车及供应链博览会(香港)的核心活动之一,本场论坛汇聚法律、金融与税务等多个领域的权威专家,围绕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关键保障问题展开深入探讨。
论坛邀请了亚洲国际法律研究院联合主席、清华大学国际仲裁与争端解决项目主任郑若骅教授,中信证券(香港)企业融资部董事总经理陈志铨,香港税务学会会长石咏文担任主讲嘉宾,三位专家以“金融动力、税务方向、法律保障”三位一体的创新视角,深入解析中国汽车产业在全球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合规挑战与风险防控路径。本论坛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律政司副司长张国钧博士主持。

打造企业出海“安全通道”
张国钧在发言中表示,全球经济格局正在经历深度重构,地缘政治动荡持续加剧,中国汽车产业“出海”已成为国家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企业“走出去”不仅有助于提升国际竞争力,也有助于服务“一带一路”等国家倡议。近年来,“不出海就出局”已成为国内企业界的广泛共识。
然而,出海并非坦途。张国钧指出,企业在面对海外复杂多变的法律制度、文化差异及市场规则时,容易产生误判,甚至引发法律纠纷或经济损失,逐步意识到“瞎出海也出局”的教训。在国际环境日益不确定、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企业必须开辟一条可持续、可预见的“安全航道”。
在这一过程中,香港凭借稳健的法律制度、普通法体系与国际接轨的专业服务能力,成为内地企业对接全球市场的桥梁与依托。张国钧强调,随着内地企业加快国际化步伐,香港的法治优势将在“出海”战略中扮演日益关键的角色。

多轮融资助力产业全球扩张
中信证券(香港)企业融资部董事总经理陈志铨以“金融剑・金融赋能——善用香港跨境金融服务及境外融资功能”为题,深入阐释香港资本市场在助力中国汽车产业“走出去”中的独特价值与最新动能。
陈志铨指出,港股市场正经历一轮结构性回暖,国际投资者信心显著修复。截至2025年5月底,年内IPO融资额已突破100亿美元,27家企业成功上市;再融资金额更高达174亿美元,合计近300亿美元,远超2023年全年水平,重夺全球IPO市场领先地位。宁德时代在港完成50亿美元IPO、比亚迪通过港股再融资56亿美元等案例,充分体现了港股市场对汽车全产业链的强大资本承接能力。市场活跃度亦同步提升,恒指稳定运行在23000点以上,日均交易额达2700亿港元。
这轮港股复苏背后,是一系列制度改革与政策配套的协同发力。自2018年引入“同股不同权”等机制后,港交所持续优化上市结构,支持人民币计价、双币结算,并积极推动中概股回归与A股公司赴港第二上市。当前,已有腾讯、阿里等科技企业采用特殊投票权架构,提升资本运作灵活性。与此同时,香港简明低税制、高效金融监管、完善基础设施和政府对科创产业的土地政策倾斜,为企业构建了更具韧性的发展平台。
陈志铨强调,香港资本市场不仅是企业出海的“起点”,更是其全球化发展的“加油站”。大型企业已不再满足于一次性IPO,而是利用港股市场实现多轮融资与战略资源整合。例如比亚迪等车企,正通过香港进行资本补给与业务扩张,全方位布局海外市场。
在他看来,香港的独特优势不仅在于制度灵活、融资渠道丰富,更在于其能将金融动能与产业政策、科技人才深度融合,形成“金融+产业+人才”的闭环生态。在全球经济格局重塑、中国企业加速“走出去”的当下,香港正成为中企境外上市与跨境融资的首选目的地。

全球供应链重构下的税务战略
香港税务学会会长石咏文以“税制舵・税务战略——全球税务环境变革如何影响新能源汽车及供应链的出海战略”为主题,深入剖析中国车企在出海过程中面临的税务挑战与布局逻辑。
她指出,当前全球供应链正经历一场深刻重构,地缘政治博弈与关税政策演变不断打破原有秩序。中美关系调整、欧盟绿色立法推进,以及制造业回流趋势交织下,中国企业亟需从传统“全球化”模式转向更具韧性的“区域化”部署,重新审视税务架构与风控机制。
在欧洲市场,欧盟正在通过《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CSRD)与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引领绿色经济转型,并计划在2030年前密集出台近20项相关法案。这不仅要求企业提升信息披露和循环经济管理能力,也显著推高了合规与税务成本。对意图深耕欧洲市场的中国车企而言,从低碳供应链到子公司电价成本控制,绿色税务筹划已成为必须应对的关键议题。
与此同时,亚洲区域内的RCEP协定生效、北美制造业回流带来的芯片与矿产资源再分配、物流波动带来的ESG约束等因素,都促使企业税务规划从“Just in Time”走向“Just in Case”。石咏文强调,税务不再只是财务问题,更是全球布局的战略决策核心。
在此背景下,她提出企业应构建“三层级”税务筹划体系:
首先在战略层面,要明确目标市场投资逻辑,结合ODI备案、外汇管制与东道国税收政策,锁定绿地项目或并购标的,实现场景化叙事(如循环经济)。
其次在战术层面,要灵活运用双边税收协定与原产地规则优化税负,动态应对海关管制及“反倾销/反补贴”(双反)等风险。
三是在执行层面,建立合规文档体系(如转让定价报告)、提前准备争议应对预案,并通过跨领域专家协同机制预判与化解跨境税务风险。
石咏文指出,香港在这一变局中具备天然优势。作为中国唯一实行普通法的司法辖区,香港拥有完善的国际税务制度、自由贸易网络、跨境融资便利以及深厚的专业服务基础。借助香港作为区域税务中心,企业不仅可在东盟框架内有效降低关税成本,还能通过税收协定网络优化全球税负配置,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战略主动。

构建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体系
亚洲国际法律研究院联合主席、清华大学国际仲裁与争端解决项目主任郑若骅教授以“法律盾·规则防控——香港国际商事争议解决护航中国企业出海”为主题,从法律结构筹划、合规管理、争议应对机制等多个维度,系统阐释了企业出海在全球法治环境分化背景下应如何构建全周期、系统性的法律风险防控体系。
郑若骅指出,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最大隐性风险,往往不是市场失败,而是法律路径设计的缺失。香港不仅是国际交易的关键促成地,更是连接全球与中国的法治枢纽。在当前形势下,企业需从项目发起前就嵌入法律逻辑,构建以香港为核心的“法律防护盾”。
她从四个关键前置环节提出争议预防建议:
一是架构设计:通过在香港设立中间控股平台,既可兼顾普通法系下的法律稳定性,又有助于提升境外融资效率。
二是设立地点选择:优先考虑与中国签有双边投资协定(BIT)的国家,避免因法律空白在遭遇征税、征收等变动时丧失保护权。
三是对赌条款安排:在股权回购、优先清算等融资协议中,应设定明确的不可抗力与政策波动例外条款,避免在IPO延后、市场波动等情形下触发违约。
四是尽职调查义务:尤其是在面向欧盟市场时,企业需完成《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CSRD)与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框架下的负责任商业行为合规审查。
郑若骅特别强调,法律工作应贯穿于项目生命周期各阶段,而非争议发生之后才被动介入。在争议解决机制选择上,她主张“调解优先、仲裁保障”的路径组合,表示调解机制具备保密性强、成本低、关系可持续等优势,尤其适用于跨国合作与长期项目中的风险对冲。因此,她呼吁企业将调解条款前置纳入合同安排,并积极利用香港即将设立的国际调解院,以制度化方式降低争议升级风险。
在不可避免需仲裁的情境下,郑若骅提醒企业谨慎选律师与仲裁员,避免因价格或“名气”误判专业能力。她表示,香港仲裁裁决获172个国家承认,具备执行力强、制度完善与法律人才国际化等综合优势,已成为企业开展跨境仲裁的优选地。
郑若骅总结道,企业出海不是“单点突围”,而是体系能力重构的过程。香港的双重身份——交易中心与争议解决枢纽,为企业构建“架构可融资、条款可执行、风险可控”的国际法务支持系统。她呼吁企业提升合规意识,用法律逻辑武装战略规划,真正做到“以法律赋能商业、以规则护航全球化”。

打造企业出海“铁三角”生态
论坛总结阶段,张国钧形象地将出海企业比喻为舰船:“金融是动力舰,税务是导航舵,法律是防护盾。”三者构成出海成功的“铁三角”保障体系。郑若骅展望,随着33国签署国际调解院公约,香港正从国际金融中心升级为国际争议解决中心。陈志铨则指出,香港以数码港、土地政策为平台基础,正在推动“法律+金融+产业”的闭环发展。石咏文强调,香港的区位优势与税制设计,将助力企业将合规成本转化为竞争力。
在中国汽车产业迈入“出海2.0时代”之际,作为2025国际汽车及供应链博览会(香港)的创新亮点,这场深度融合金融、税务、法律的专业论坛,亦标志着中国车企全球化正从“产品输出”迈向“规则引领”的新征程。而香港所承载的专业服务体系,正逐步成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中的战略防护支点。
注:本文首发于《汽车纵横》杂志2025年7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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